张作霖为摆脱日本控制做出的诸多努力

在历史的学习中，我们会了解和学习许多著名的人物，这些人物为中华的独立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这些知识的学习，下面是学大的专家为大家总结的张作霖为摆脱日本控制做出的诸多努力。

一、欲摆脱日本的控制，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张作霖不顾日本反对向关内扩张，以期在统一中国的前提下增强与日本对抗的实力;他广交盟友，展开均衡外交，试图以英美等西方国家来牵制日本;同时，对日本提出的严重影响我国主权的商租权问题，他也予以坚决拒绝。

第一，向关内扩张，以增强与日本对抗的实力。日本支持张作霖统一东三省的目的是使之成为日本侵略满洲的工具，同时不让其过分独立和强大，以避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后对日本构成威胁，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阻止张作霖向关内扩张”。

早在1918年张作霖挥师入关介入直皖之争时，日本总领事赤家正助即向张作霖递交了一份警告以示反对：“东三省和日本有密切关系，然而其治安维持者竟然擅离职守，并将军队调往中央，此不仅妨害中国之统一，而且会给东三省的治安工作带来危害，如白昼抢劫、杀害日侨等事件不仅连续发生，而且对日本的公正态度也有被误解之虞，故望慎重行事。”

而在1921年5月的第一次“东方会议”上，日本正式出台《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其中阐述了日本对张作霖的主要观点：“一般说来，在张作霖整顿和发展东三省民政和战备的过程中，在确立张作霖的稳固统治的过程中，日本应给予张作霖以直接和间接的援助。但是，当张作霖为实现他在中央政界的野心而寻求援助之时，则以采取不予援助为宜。”这一观点作为20年代日本对张作霖政策的指导性原则，即便是有战术上的弹性，也不会偏离太远。这个原则直白表述就是：支持、援助张作霖以利用他维护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同时阻止他统一全中国的尝试。

可是张作霖在建立了对东北的切实有效的统治后，就不再甘心做一个“东北王”，而是野心勃勃地制定新的目标，那就是以东北为基地和跳板逐鹿中原，以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为后盾来抵抗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从而摆脱日本对他的控制。基于这一目的，张作霖在面对日本如此坚决的反对态度时，依然先后四次入关，发起两次直奉战争，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1920年，利用直皖战争之机，他将势力范围扩展到热河、察哈尔、绥远，从而由“东北王”一跃成为盘踞六省的“满蒙王”;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取胜，张作霖以武力为后盾，控制了北京政权，占据了热河、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至1925年8月，奉系势力北至黑龙江，南达上海，几乎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繁盛地带，达到鼎盛时期。张作霖也于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组建安国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随着政治实力的增强，张作霖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时变得更加强硬。即使在后来奉军处于不利之时，对日本的所谓“支援”亦持坚拒态度。1928年4-5月间，当奉军在关内的战事中屡屡败北，蒋军节节胜利，直逼济南之时，日方曾和张宗昌密议，愿以日军两师团改穿直鲁联军服装，参加作战，并以炮兵进攻蒋军。张宗昌在接见大阪《每日新闻》报驻津通讯员时，表示“欢迎日本出兵华北，阻止南军占领津、京”。此事为张作霖获悉后，急忙电召张宗昌，当面予以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对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 此后，张作霖的北京政权岌岌可危，日本决定再次乘机要挟。5月17日，当日本威逼张作霖退回东北，同时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时，张作霖断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声色俱厉地对日使说道：“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次日，日本提出“觉书”后，张作霖拒绝接受，并授意外交总长罗文干于25日向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对日本“所称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区，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并告诫日本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 。从而使日本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之企图破灭。

第二，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拉拢英美国家以牵制日本。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是清末以来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时常采用的方针，这虽然是弱国外交的一种无奈选择，但在特定时期也不失为一种良药。它实际上是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冲突，通过以“彼夷”来制“此夷”的方式来达到维护中国自身利益的目的。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张作霖开始由以前更多地讨好日本、依靠日本转向更多地抵制日本、摆脱日本控制。这一转变体现在外交领域，就是借助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来牵制步步逼紧、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

张作霖推行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第一个举措，即为美国资本的渗入大开方便之门。1921年9月，张作霖打电报给他的亲信吉督孙烈臣和黑督吴俊升，询问他们对东北独立的意见。他问道：鉴于蒙古发生骚乱，北京政府不稳，事实上外国正在秘密援助南、北当局，我们东北应不应该宣布独立，驱逐外国人并从国外借钱购买武器增加军队来保卫本地区的安全? 9月22日，张作霖又召集吉林督军孙烈臣和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其他奉系主要军政人员在奉天继续讨论此问题。会上基本采纳了时任中东铁路护路军哈尔滨临时警备司令张焕相所提策略：“抵制在那种趋势中的日本，我们的方式就在于促使日、美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尽可能地频繁而强烈。向美国让步，给美国以贸易特权，同美国签定秘密贸易条约，加上美国资本对商业宗旨的强烈吸引力一一这一切就绘成了一幅藉以反对满洲日本化的草图。”

此次会议后，奉系和日本间时有摩擦，张作霖摆脱日本控制的努力越加表面化。11月5日，日本关东厅警察长在给东京的报告中说，吉林督军孙烈臣抵制中日合办事业，说“孙不仅憎恶日本侵略势力并设法把磋商拖下去，而且还有欢迎美国势力渗透的倾向”。

奉系当局欢迎美国资本渗入的倾向在以下几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明显：1926年10月张作霖和孙传芳曾企图向英国有利银行和英美烟草公司借款5000万元，张作霖允许以奉天省内铁路为担保，但遭到日本激烈反对，借款失败 。在东北自主修建铁路过程中，为拉近中美关系，东北当局大量地从美国进口筑路材料、车辆等工程所用物资：修筑吉海、呼海铁路所用建筑材料及车辆，主要从美国购买，而且这些铁路正是美国从日俄战争以来和日本争夺侵略东北霸权的铁路网计划的一部分;张作霖主动要求美英承建洮南至热河、齐齐哈尔至黑河两大铁路;他还答应美国，在接收中东铁路之后，吸收美国银行向该路投资;与此同时，张作霖与美英荷三国银行团议妥，由该银行团投资二千三百万元承建葫芦岛港，以与日本控制下的大连港进行竞争。此外，张作霖还雇用了美国前任总领事E•卡尔顿•贝克为他的商业顾问。

在为美国资本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张作霖还向英国寻求援助。到了1925年，张作霖卷入北京政争日深，与日冲突渐增，也愈来愈寻求西方的支持，并积极寻求英国财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为此，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如：他在向英国驻京公使迈尔斯•兰普森表述这种请求时就曾暗示说，除非他得到一笔资金，否则，他将不得不离开北京返回奉天城。而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导致张作霖所反对的两股力量——共产分子和排外势力迅速扩展到北方。这一方式并没有收到他所预期的效果，英国官方对张作霖明显信心不足而且表示出一定的反感。约翰•普拉特先生的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普遍意向：“一段时间以来，张作霖一直在钓取英国的支持，巴结奉承没有成功，现在已诉诸威胁。对这两种手段，我们都不要看得太认真了。不支持中国任何派系或任何黩武主义者，一直是我们长期宣示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理论根据在于：如果一派不能获得中国人本身的足够支持以在中国建立其政权，那么，它就极不可能靠外国的金钱或刺刀长期地做到这一点”。“张元帅当初靠当土匪为生，现在并没有多大变化。他可能比民族主义者更坏”。尽管如此，张作霖仍未放弃希望，他多次藉东北产业吸引英国投资，甚至想以英国为“老大哥”，指导北方。不少在华英国商人及外交人员确实很欣赏张作霖，要求伦敦给予支持。伦敦政府虽不相信张作霖有能力统一全国，屡拒张作霖的请援 。但仍于1928年2月，与美国政府一道借给张作霖2000万元的大宗贷款，以挽救奉系当局因连年内战使财政濒临崩溃的困难。

第三，抵制日本土地商租权的要求，以限制日本的势力的扩张。土地商租权问题，日本是依据“二十一条”的附属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要求东北当局兑现的。名义上是“商租”，实际上却是蚕食和吞并。由于日人在商租土地范围内享有极宽泛的自主权利，因此，商租出去的土地实质上成为任由日人支配的“独立王国”。奉系军阀出于维持自己统治和防范地方权益外溢，为杜绝日本人以种种手段假商租之名行永租之实，对日本的侵略要求进行了抵制。进入20年代以后，随着张作霖自身实力的日益增强，这种抵制变得更加强硬和公开化了，东北官宪不断发出训令禁止商租。据日人所编辑的《东北官宪所发排日法令辑》一书刊载，张作霖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到他被炸死前，前后曾以奉天和吉林省政府名义，发出严禁日人商租中国土地等训令，多达四十几号之多。如1923年7月14日，奉天省长对开原、沈阳、海城、盖平等30个县的县知事下达“关于禁止商租的训令”; 同日，奉天省长又给新民、锦西等25个县县知事发出“关于禁止商租的训令”;1926年6月9日，奉天交涉署给抚顺地方审判厅发出“关于禁止商租指令”;1927年11月，沈阳县下达“关于取缔商租的命令”;1928年3月16日，奉天实业厅向各县知事下达“关于禁止租借土地与日鲜人的训令”。

正是由于张作霖厉行抵制方针，致使“土地商租权”问题长期悬而不决，成为中日间的一大悬案。日本“尝胁作霖履约”，但不应，并“急饬地方官民不得以房地外赁，违者处以重辟” 。恰恰是因张作霖有如此严厉的命令，使东北官宪“在其实力所及之范围内致力于一步步收回一切利权”，“推行着从根本上阻碍邦人安居，逐渐加以压迫以至驱邦人之策” ，对日本人商租土地等既得利益加以阻碍，所以日人屡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结果使二十一条变成废纸。

二、张作霖摆脱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努力在经济领域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抵制中日合办企业。在张作霖统治之后，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日益增多，中日合办的企业也在迅速增加。据统计，到1922年为止，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投资多达14亿日元。仅在1916-1918的3年时间里，新成立的中日合办企业达38家之多，其经营内容也由一般商业贸易转向经营东北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如铁路、矿山、森林、金融、土地等多个部门 。而从1914年至1920年，日本为中日合办企业投资则由2800万增加到4亿日元，4年增加14倍。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之大的增长速度，是令人震惊的。对此，美国一家报纸评论说：“中国在满洲，仅存名义上之主权。北京尸其名，东京享其实”。对日资企业的严重弊端，张作霖也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历来的所谓日中合办事业，仅仅是在日本的事业上增加了一个名称而已，从该事业上获得实惠的也都是日本人” 。基于此认识，张作霖于二十年代开始采取措施抵制中日合办企业，发展本民族经济，以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

1922年3月14日，奉系在北京的机关报《正言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张巡阅使拒绝日人在东三省一切合办事业》的文章。文中说：“及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件强迫成立，则视东三省为彼之领土，予取予求，久为外间所侧目，其假中日合办名目以攫取实权之事业，不一而足，……而东省当局亦知日本不甚可靠，凡合办事业未成立者概行拒绝，既成立者亦设法取消。”这一文章鲜明地反映出奉系领导层对所谓“中日合办事业”的不满和要求独立发展地方经济的意向。1923年，奉天市地方准备开设电车业，是年9月，日本大仓组向奉天市长曾有翼提出，要求中日合办该项事业，但却遭到拒绝 。1923年初，有满铁近半投资额的东亚劝业会社，欲在通辽县管辖区内开设农场，通辽县知事富明哲允让之，奉省当局遂将富免职。鉴于东北地区企业有日俄两国复杂的外国资本渗入的关系，在张作霖投资兴建的鹤岗煤矿公司招股章程中明确规定：“本公司股份以本国人为限，官股商股权利平等”;“本公司股票为记名式，除本国人外，不得买卖转让”。而锦西的通裕煤矿公司虽初为中日合办，但从1923年1月起日股收回，改由华商独办 。由于东北当局采取抵制措施，1922年以后东三省几乎没有新建的中日合办企业。

第二，发展民族企业。除抵制中日合办企业外，东北当局还大力发展本民族的企业。1924年，张作霖召集东三省民政和军政要人举行会议，就发展东三省实业问题作出决定，即“三个月内募集二千万元的三省联合实业资金;在十个地方增建官营的工厂;年内在东三省开办二十个最好的官矿;追加投资二百万元，以便年内大规模地发展呼兰制糖厂、奉天纺纱厂、鸭江采木公司和本溪湖煤矿公司”。以此为契机，东北地方相继开办了不少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这些企业，在防止利权外失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打破日本在东三省纺织品市场上的垄断局面，奉天当局于1921年9月动用了459万元资金创建奉天纺织厂。在得知日本在辽阳铁路附属地内设立了“满洲纺织株式会社”，企图利用我国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纺织品的生产，获取巨额利润，以垄断奉天省的纺织业之后，立即对原建厂计划予以调整，首先试车生产。而且在生产的原料原棉的来源方面，决定“除用黑山、北镇和辽阳所产的外，不用外棉”。为与日商竞争，奉天纺织厂还不断采用新技术，所用纺织机、织布机以及电机全部由美国购进。奉天纺纱厂有力地抵制了日本经济侵略，打破了日本纺织品垄断东北市场的地位，捍卫了民族经济利益。同时，它还附设发电厂，拒购日资电力。

在采掘业方面，东北地区自建自营的有八道壕、西安、鹤岗、北票煤矿等七个煤矿，这些大型煤矿被列入全国20世纪20年代末28个现代化煤矿之列 。这些煤矿与日本满铁独资经营的抚顺煤矿相抗衡，打破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抚顺煤炭垄断东北市场的局面。同时，八道壕煤矿发电厂的电力工业，又打破了满铁抚顺矿和大仓财团所控制本溪湖煤矿垄断矿山电力的局面。

在重工业方面，奉天省不仅有东三省兵工厂和奉天迫击炮厂这两个著名的军事工业企业，还有东北大学工厂、皇姑屯机车厂、大亨铁工厂等民用企业，他们除为东北自建铁路修理机车、组装铁路机车，制造客货车之外，还为东北自建煤矿修理机器设备，制造配套设备。

奉、日之间的抗衡在电力工业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1916年，日本在东三省设立的电力公司共有13个，中国只有5个。1917年日人新设了5个，东北当局也创办了5个。1921年初，日本提出创设中日合办抚奉送电所，于抚顺和奉天间架设高压电线，向奉天省城送电。这个要求被奉天当局拒绝。此后从1923一1927年，由于日方的刺激，奉方以每年设立3-5个的速度，共新建了20个电力公司，从而打破了日本对东北电力工业的垄断局面 。

在电信业方面，奉系也开始与日本展开对抗性竞争。早在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就开始侵夺我国东北的电信主权，并长期垄断东北电信事业，致使东北的电报通信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不但影响东北军政事务的正常进行，而且不利于东北民族经济的发展。为打破日本对东北电信事业的垄断局面，挽回东北的电信利权，1922年张作霖下令成立东北无线电监督处。次年开始组建东北无线电总台。为加强军用通讯联络，张作霖“由美国人手中购买电信、电话材料及多数之亚铝”，其价格即达50万元之多 。到1927年，东北无线电事业初具规模。1928年，东北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规模越居全国之首，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

第三，自建铁路，筹办葫芦岛港。自主地修建铁路以对抗日本的铁路运输系统，无疑是这一时期张作霖为摆脱日本控制所做的最具成效的一个举措。在中国修筑铁路，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铁路就像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触角，路修到哪里，他们的利益就延伸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对中国东北铁路权的掠夺。至东北地方政府自建铁路之前，东北地区共有铁路九条，营业里程达3651.4公里，占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的33%以上。其中，国有铁路只占营业里程的20%，日俄占77.2%。

日本通过满铁运输系统，不仅在经济上获取巨大好处，而且在军事上可随时制约奉军的行动。奉军使用该铁路时，日本除要求当场交纳运费外，还附有其他苛刻条件，即奉军乘南满铁路之列车，须经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司令部的批准;须临时解除一切武装，枪支弹药另行托运;关东军对乘车之奉军有监督权;奉军的军需物资，须经关东军司令部批准才准予运转;日方可随时中止其运输等等。对于张作霖来说，这些苛刻的条件是难以忍受的，因此他决心自建铁路，反击日本势力;同时，赢得交通权，可为以后在边防斗争中取得军事主动权奠定基础。

20年代以后，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当局开始积极酝酿自建东北铁路干线，计划于南满铁路两侧修筑东、西两大铁路干线。东干线：葫芦岛——奉天——海龙——吉林;西干线：葫芦岛——打虎山(今大虎山)——通辽——洮南——昂昂溪——齐齐哈尔。这两大干线一旦修成，势必成为与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两大铁路系统相抗衡的第三大铁路系统，对于收回和维护民族利权，打破日本长期控制东北铁路干线和垄断铁路运输的局面，发展东北地区民族经济以及巩固东北边防等，均具有重大意义，张作霖企图“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倾向” 日趋强烈。

自建铁路计划激起日本的强烈不满，认为张作霖修建的铁路是“南满铁路平行线”，违反了所谓1905年清廷和日本所订中国不得在南满路附近筑复线铁路的协定，严重影响其在“满蒙的权益”，对其“在满蒙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等等，曾多次向张作霖提出警告和抗议。同时对于奉系当局所制定的铁路“自创办之初，决定不用外人，不借外债” 的规定，日本更是无法接受。他们认为，“不论民国是用本国资本修建，还是用外国资本修建，只要不依靠日本资本，即显然侵害日本的既得利益”，遂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自建铁路事业。为阻挠中国的铁路建设，日本政府和满铁还炮制了庞大的“满蒙铁路网计划”。东方会议之后，日本的态度更加蛮横，要求东北当局立即停止自筑铁路计划。声言中方如不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将考虑“南满铁路拒运奉军;停止供应东三省兵工厂所需材料;禁止京奉线专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试图用强大压力，迫使张作霖屈服。对此，张作霖针锋相对回答说：如日方这样做，“只会使我排除万难，自主地修建铁路”。

为了将修建铁路计划付诸实施，张作霖还于1924年5月设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专事规划和指挥东北铁路建设。该委员会成立后，即作出一项决议：东北铁路的修建费用，除由交通委员会从京奉铁路利润中拨款外，其他款项或由各省府拨款，即官办;或由各省府与商民共同投资，即官商合办;一概不用外资。在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的指导下，东北自建铁路计划很快进入实施阶段，先后修建了锦朝铁路(1924年12月完工，营业里程112.6公里)、打通铁路(1927年11月正式营业，营业里程251.7公里)、开丰铁路(1926年正式营业，营业里程63.7公里)、奉海铁路(1927年9月通车，营业里程337.1公里)、吉海铁路(1929年11月正式营业，营业里程总长183.9公里)、鹤岗铁路(1927年1月正式营业，营业里程56公里)、呼海铁路(1928年12月全线营业，营业里程220.1公里)、昂齐铁路(1928年12月完工，营业里程30.4公里)、齐克铁路(1930年10月完工，全长36.8公里)、洮索铁路(1931年3月营业，全长260公里)。自建铁路对于打破日本长期控制东北铁路干线和垄断铁路运输的局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自建铁路计划外，另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筹建葫芦岛港。当时东北的“满铁”系统以大连港为出海口，中东路系统以海参崴为出海口，东北自建的铁路网也需要有自己的出海口，才能实现铁路海路联运。“若葫芦岛开港以后，黑、热两省之物产，势必朝宗于此，而辽、吉两省之货物，亦可由四洮、吉海、沈海各线接运而来，故从地理、经济观察葫芦岛之开港，不特是以抵抗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亦为发展农工商业之要图也”。1916年，张作霖升任奉天省督军兼省长后即有意建设葫芦岛港。他说：“我要开办自己的葫芦岛港，就是为抵制日本的大连港口，我们一定要办好这件事情。”1919年，张作霖派奉天省政府顾问许藻章与交通部议定了共同出资修筑葫芦岛港的合同，预计需资金一千万元，双方各出一半，交通部以京奉铁路利润拨款投资。为了保证不受外国控制，张作霖特别要求合同规定双方都不准以财产抵押借外债。

第四，征收二.五附加税。对于中国关税自主及二.五附加税问题，日本一直是列强各国中反对最力者。日本的此举无非是想借中国海关的低关税之便，加强对中国尤其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和控制。奉系军阀崛起后，也不断谋求自己政治统治的巩固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从20年代开始，奉系着手争取关税主权及提高附加税额的尝试，以对抗日本这种因利乘便的掠夺。1922年，奉系采取了尝试性的举措——拟废止《中日减轻安定关税协定》。由于日本的反对和施加压力，奉系的此次尝试未获成功。1927年1月，奉系颁布废除日商免纳各税的专照，并在天津、大连、营口等各口岸强征二.五厘等附加税。对此，日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驻奉总领事吉田茂甚至威胁奉省当局：“东三省政府对敝国商民强制课税，如因之惹起纷扰事件，请贵方负责”。尽管日方强烈抗议，但由于东北当局态度强硬，日方除依照要求缴付税金外，并无他法。

三、除政治、经济上的努力之外，张作霖在军事上亦采取相应措施来摆脱日本的控制。在向他国进行武器购买方面，这一趋势表现的尤为鲜明。1920年以前，张作霖军队的武器供应以日本为主。但到了二十年代，为避免出现日本一国控制奉系军事命脉的恶果，张作霖在不放弃与日本原有联系的同时减少了对日本的依赖，开始与西方各国广泛交往，进行军火和军械贸易，以打破奉系军队武器供应的一元化局面。

在此期间，张作霖虽然曾于1922年10月以100万元购得日本存于海参崴的军械子弹;1923年2月，日本又将购自意大利的军械转卖给张作霖。但其更大笔的军械交易是与西方国家间进行的。张作霖的贸易对象国很多，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捷克、挪威、丹麦、美国、瑞士和荷兰等十几个国家。交易的项目包括弹药、枪支、大炮、坦克、飞机以及军用电话机和军装等各种军械、军需用品。

1922年10月，张作霖与美国慎冒洋行成交，购置美制军用电话机300台及其零部件。同年张作霖通过天津的美商，购得装甲车100辆和价值90万元的军服衣料，还有皮制护胸等。

1922年末，张作霖从意大利菲亚特公司买到价值四万元的飞机部件和八万元的其他军械。次年初，又与意大利皇家军队的代理人巴奇，定购价值500万元的军械，包括各种步枪、机关枪、山炮、野炮等。

1923年，张作霖派魏宗晋(译音)赴法国巴黎，专事防空设备、飞机、装甲车以及海军用具的购买。在与法国人的谈判中魏表示，只要是12年内的军械产品都可列入交易之列。此次法国之行，魏与考德隆和布雷盖两公司签订了一份数额巨大的合同，订购两公司各样式飞机105架;订购戴姆勒水上飞机35架。魏还同布瓦苏公司订购了西特伦履带坦克。

1924年一1925年间，奉系当局经常从德国购进军械，如通过哈尔滨的德国商人路德维格宾，购得步枪8.1万支，子弹4000万发。

1924年7月，奉系当局从瑞士购入奥式朗纳飞艇四艘、奥式戴姆勒巡逻机两架。同时，还从比利时的鹿特丹和安特卫普购得步枪五万支及足够数量的子弹。

奉系当局同丹麦和挪威也进行军火贸易。1923年6月，从丹麦订购了价值25万元的制服和军需用品。两年后丹麦的尼尔森和温斯特两公司又供应奉系弹壳30万吨及炸弹等军火。北欧的挪威不仅为张作霖装备化学工厂，而且还供应大量军火。挪威与张作霖间进行的一次最大的交易是在1927年。是年11月19日，该国装运军火的沙柯达号货轮驶抵营口。这批军火内有步枪1987箱、雷管8箱、TNT火药545箱、无烟火药309箱、黑色火药17箱、混合火药282箱、迫击炮弹17箱、推进机24箱，总量共计1176吨。挪威对与张作霖间的军火贸易十分热心，“不仅该国外交部插手，该国政府首脑也常常过问”。

据粗略统计，张作霖在几年的时间里向西方国家购买的武器装备有：步枪38.2万支，子弹13550万发，炮弹626箱，炸弹5016枚，白朗宁手枪3.9万支，黑色火药2990公斤，TNT炸药20.7万公斤，弹壳30万吨，火药4000吨，飞机15余架及一些飞机零部件，坦克36辆，装甲车100辆，大炮100多门，订购制服、军需品价值达数百万元 。

总的来说，西方国家供应的军火价格比较低廉，且交易手续灵活，附加的政治束缚很少。这种军火贸易减轻了奉张对日本的依赖程度，逐步增强了其向关内扩张、与日本抗争的军事实力。

此外，张作霖还认识到，要想彻底取得军事自主权，单纯依靠进口武器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实现武器自产。于是他决定扩建沈阳兵工厂，增强其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在兴建沈阳兵工厂时，张作霖有三点指示：第一，不用日本技师;第二，不用日本机器 ;第三，不得借日本资金。这三条指示就使这个极为重要的企业不至于只仰仗日本或其他任何单独一个国家。本着这三条原则，在兵工厂所雇用的1516名技师中，以英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人为主，所需设备和材料分别购自捷克及英、法、德各国。1923年，德国驻沈阳领事就报告说，张作霖元帅亲切接见了他，并且多次强调他对德国的同情，以便请求本领事支持聘用五名工程师和五名车间主任的事。为研制迫击炮，张作霖还以重金雇用英人沙敦为迫击炮厂总监。在1923年，张作霖还与德国一家公司签定了一份数额为18万元的合同，用在为兵工厂增设一座热力厂。至1924年，兵工厂每年可制造野炮200门、重炮100门，每月可产制一三式步枪1000支，每日夜造步枪子弹40万发。当时兵工厂的规模宏大，设备完善，“不仅全国第一，即日本人亦为之侧目”，日本人称此兵工厂为“东方第一”。1925年3月，张作霖还派人与德国人威特签订合同，建立了化学兵工厂，并聘用了三名德国化学技师。

无论是向西方国家购置武器装备，还是自建兵工厂，都使奉系脱离了在武器供应方面仰日本一国之鼻息的艰难处境，不失为张作霖摆脱日本控制的一个有效手段。

同学们了解了张作霖为摆脱日本控制做出的诸多努力，在平时的历史学习中，我们应该正反两方面的进行学习和了解，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历史。